“上兵伐谋”杂感-江陵遗物
对《孙子兵法》的认知始于阅读之初，接触“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句话又是以夏达的《长歌行》为契机的。（注：此处单论夏达女士作品剧情及其思想主旨，至于其人疑似盗用美术作品的纠纷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可以说，我与《孙子兵法》结缘已久，在《长歌行》的影响下，长久以来我更是抱持着某种奇异的“兵家情怀”——“重道轻术”、“有术无道”、“致人而不致于人”等等一系列表达似乎注定要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相伴，似乎注定要与某些朦胧却宏大的命题相关联，裹挟着沉淀过后的历史感与厚重感，成为构筑我早期人格的重要部分。
犹记《长歌行》中秦古秦老先生回忆少年岁月，曾经也是意气风发少年郎，也可谓是交结五都雄，似乎天下尽在掌中。于是，在听闻师父那一句“你或许可以成为天下名士”的评价之后，年少的秦古心中忿忿，自是不服，反问一句：“为何我不可以成为天下名主？”得到的却是寥寥四字的回答，四个字干净利落却掷地有声，同时也令那名少年倾尽平生所学、悬想苦索只为寻找那一个答案：
“有术无道。”
这四个字，烙印在少年的心里，也烙印在作为读者、作为旁观者的我的心中，形成了我对于谋略、兵法、心术、智计等等一系列元素的早期认知和模糊的原初印象。
是的，那个夏达笔下的大唐，那个瑰丽的时代化作一段供后世想象的史诗，西域舞姬惑人的衣袖和流转的歌喉、一捧水袖倾倒了多少沉默端视的过客；百万大军翻山越岭、两军交战，车错毂兮短兵接，旌旗猎猎云蔽日。一些极度矛盾的元素在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由是成为大唐，成为长安，而一切却又严丝合缝、本该如此。那个时代，烙印着无数聪明秀出、胆力过人之士的名字；那个时代，有李淳风，有房玄龄、杜如晦，有李靖，有天下一等一的功夫和无人出其右的智计。那个会呼吸的时代，在每一次吐息之间诠释着何为“格局”，何为“眼界”，何为“厚重”，同时，也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在无垠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所构筑的维度之下，“道”的意义或许远远重于一时一刻的“术”。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看到长歌第一次真正领兵攻城之时，我也难以抑制地热血沸腾，似乎身临其境，似乎也成为了战场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似乎也在随着两军实力的变化对比而紧张呼吸。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李长歌以实战经历为引，教给阿窦“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的道理时，彼时同样年少的我，会为之颤抖不能自己，以至于到了时隔五六年的今天，那段对白、那些画面都清晰而深刻地存在于我的脑海之中，难以抹去。回顾我的整个初中时期，可以说是以各类作品来作为填充的符号的，其中，《长歌行》扮演的便是“北辰星”的角色。我的北辰星早已于千年之前在五丈原陨落，此后，《长歌行》所蕴藉的“道”和信仰乃至兵家之术，便与丞相一起，成为指引我前行的、新的“北辰星”。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当我们在口中以不急不缓的语气读出这句话时，不难感受到其简练的表达背后所蕴藉的雄浑气势。所谓“谋”，便是从宏观的视野出发，对全局有所把握而得到的认知与结论。说到这里很难不想到清代陈澹然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其中“谋”这个字作为动词出现了四次，这里的“谋”字很难被别的汉字替换，甚至当我们联想其对应的英文时，think about或者consider总也是差点意思。如果有人问我要怎样把这句话的“谋”翻译成日语，我会想到译成「考える」（考虑）或者「企む」（企图、策划），然而前者太过口语，后者意义又往往偏向于负面，不管怎么说好像都差点意思。于是，作为以中文为母语的中国人，此时我再次感受到了母语语言背景提供的便利——“谋”需要凭借中文的语感意会。
拿未来就业规划来说，有同学的回答是“在大学里谋个教职”，这里的“谋”私以为十分耐人寻味。若是换成“混个教职”，则表意大为不同；若是换成“搞个教职”，又难免给人以轻浮随意之感。于是乎，“谋”似乎成了最佳的搭配和选择，而“谋”的用法和适用范围似乎并无定论，有时只是习惯性地将其看作表达的最优选择。
那么，“上兵伐谋”的“谋”和“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的“谋”又有什么联系呢？很明显，前者是“谋”的名词用法，后者是动词用法，然而，这两句中的“谋”需要的都是一种胆识和格局。，是指一种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深入思考，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的策略性应对和创造性对策，即力求做到掌握和调动一切不利于对方的信息、资源来战胜对方。阳谋阴谋，无非都是为了提升效率。对于阳谋和阴谋的区别，有人给出了如下解释：“何谓阳谋？阳谋 ，是针对阴谋而言的。阳谋就是根据现有条件，在不影响别人、也不依赖别人的前提下，因势利导、光明正大的通过改变自己的资源配置，提高效率，达到总体更好的结果或实现更高的希望。
阴谋的意思是暗中做坏事。阴谋和阳谋，都是要达到一定的目的。它们的区别在于，阴谋有迹可寻，是有破绽的，而阳谋是随势而动，随势而发，无迹可寻，比起阴谋来高明多了，也更加难以实施。阴谋，一般是贬义；而阳谋，则可以为褒义。”
《论持久战》的作者毛泽东曾说过：“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确，《毛泽东选集》通篇阳谋，光明正大，当时更是直接在报纸上发表。最伟大的军事家莫过于告诉敌人我如何出牌，你却依旧打不赢我；最伟大的编剧莫过于写出了剧本，而敌人都不得不按照剧本来走。
纵横捭阖之道，驰骋天下之术，在于阳谋，而阳谋，无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阳谋之所以无解，之所以难解，之所以在某些时刻能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奇效，是因为其背后拥有坚实的支撑因素。正义的反侵略战争，必然获得人民的支持，必然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抗日战争时期，代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人民、筑起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能够成功改造战俘，中后期甚至达到了即俘、即补、即战的水平，而国民党军队却难以做到。这亦是阳谋的体现，因为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尤其是穷人利益的，通过土地改革获得了民心，这是改造俘虏这一谋略实现的根基。
近代军事史上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毛泽东在西柏坡给傅作义写的那三封信，可谓是巧施“空城计”，一纸吓退百万兵。那一篇以新华社记者名义所写的《动员一切力量，歼灭可能向石家庄进扰之敌》把傅作义侵犯石家庄的计划揭露无疑，傅作义听到新华社的广播后便真的不敢进攻西柏坡了。这自然是阳谋，亦是在敌我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最大程度上发挥效力的计谋之典范。所谓“阳谋”，重要的一点便是要学会“借势”，“借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得势”，也就是为己所用。
其实，“上兵伐谋”的道理并不难懂，只需要简单计算投入和产出，我们每个人都不难明白以极少的代价取得最大化的收益无疑是最优选择。然而，“上兵伐谋”可谓是知易行难，无论是在国家的层面，还是个人的角度，有时明知“谋”为上策，却无法做到“谋定而后动”，难免“暴虎冯河”，逞一时之勇或为眼前小利所惑。于国家而言，“上兵伐谋”是战略，是在对方的念头产生之前就使对方打消掉那个念头，用孙子的话说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费一兵一卒而使对方打消与之对抗的念头——使对手不想、不能或者不敢战，抑或三者都有。
战争终归是手段，只是“术”，政治才是战争最终服务的目的，是为“道”。上世纪美国和苏联的较量，美苏冷战、和平演变也是“上兵伐谋”的实例。这也是建立在双方各方面实力不相上下的基础上的，如此长期较量、最终从内部攻破的可能性。
被毛泽东誉为“洛阳才子”并在十八岁之时被推荐为叶剑英参谋的雷英夫曾精准预测到美国会在什么时间进行仁川登陆，这一受到毛泽东认可的“谋“也是建立在对于朝鲜西海岸的海潮进行详细考察研究的基础上的，根据涨潮的时间及作战规律，最终推断出了麦克阿瑟选择的登陆时间和地点。
当然，“上兵伐谋”是建立在实力强盛的基础之上的，在两方实力对比悬殊、一方拥有凌驾于另一方的绝对优势之时，想必是谈不上“谋略”的。就像《三体》中那句著名的话：“我消灭你，与你无关。”在绝对的实力碾压之下，差距悬殊，有何可“谋”之处？由此不难看出“上兵伐谋”的时代局限性，在孙子所处的时代，各国之间常有说客、谋士的较量，大国之间不轻易出兵。放在今天，其实用价值有多少、具体体现在哪个层面，还需要深入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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